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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除《新青年》外，《新潮》、《民锋》、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和《时事新报》，都积极参加了批判新旧调和论的论战。他们指出，思想文化的进化和社会进化一样，是“突变”，“突变”后的“新”与“突变”前的“旧”有质的不同。“新旧杂存现象”只能是新的逐渐增加，旧的逐渐淘汰，而不是“调和”。东方文明是古代文明，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，所以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。他们对“调和论”的批驳以否定历史的中国为出发点，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，提倡新文化。但是由于理论上的软弱，偏执一端，而走上全盘否定传统文化，全盘肯定资产阶级文化的道路，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，在创造历史功勋的同时所犯的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。正因为这个错误，严重地影响了批判的说服力，给复古势力留下了可乘之机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一支新的文化力量异军突起。五四运动后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，涌现出一批分子，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形成了科学认识，打起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旗。1923年瞿秋白在主持《新青年》季刊工作时，连续发表了《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》、《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》等重要论文，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认为落后于时代的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都应淘汰，代之而起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新文化，这就把五四以来的文化论战提到一个新水平上。人们愈来愈认识到，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反帝国主义奴化思想、反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，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文化问题在整个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，从此逐步为革命者所认识。